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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静安区介绍:于，1960年4月出生，原静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三工商所干部(现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曹家渡监督所干部，在此期间担任该局办公室副主任)。1979年至1986年，他担任静安区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总监，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从成立初期到步入正轨的过程，以及邓小平同志视察后的繁荣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内部改革开始于安徽、四川等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肯定和支持，并被广泛采用。很快，大量剩余劳动力通过贩运进入市场，重新创造经济价值，农民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全面开展农村经济改革和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静安区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并逐步搬迁的
丰富人们的副食品供应，创建农贸市场
1978年后，农村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和种植业实现了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上海郊区和城市周边的农民把他们剩余的农副产品带到市区出售。他们背着手、推着手走过街道和小巷，占用道路和人行道摆摊，在一定程度上方便和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当时，人们的菜篮子主要由国有蔬菜市场供应。胶州路农贸市场有一个国有的“乌鲁木齐北路菜市场”。由于国有蔬菜市场在采集、供销和计划经济方面的限制，市场上供应的农副产品价格低，但品种和数量少，需要提前排队购买，新鲜度差，不能完全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农民在城市出售的农副产品弥补了国营市场的不足。居民可以在农副产品市场上买到当天采摘的活鱼、活虾和新鲜果蔬，所以他们不用担心买不到。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在带来便利和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如资金短缺、强买强卖后留下的肮脏、混乱和恶劣的环境，以及周边居民的强烈意见和强烈的社会反应，这也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为了丰富城市居民的副食品，当时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已经提出要改善和丰富城市居民的菜篮子。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10月，静安区委区政府决定在胶州路豫园路至北京西路交叉口的路段划出一条150米长、面积约540平方米的人行道，这条路后来在全市乃至全国闻名。通过开放市场和实行集中管理，可以彻底解决乱摆摊造成的城市环境的肮脏、混乱和恶劣。
那时，我刚从部队回来。我被组织分配到胶州市场管辖的第三工商局，直接分配到新成立的胶州路农贸市场担任现场总监，负责市场的运营和管理。
在市场建立之初，由于种种原因，真正愿意进入市场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进入市场。他们认为:首先，进入市场既不方便又不灵活，在街上走来走去推着自行车既方便又灵活。当有人买它们时，他们会停下来直接出售，当他们直接出售时，他们可以节省时间；二是集中管理，竞争激烈，会影响自身业务；第三，税收和管理费应该在市场上征收，这将增加自己的经营成本，使钱少，这是不经济的，这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进入市场摆摊的经营者数量并不多。在最初阶段，只有几十个货摊，这些货摊被赶了进来，很不稳定。销售的品种只有蔬菜、家禽、水果等一些日常农副产品，品种不丰富。
为了使市场尽快形成规模，市场办专门组织了一些市场管理员，劝说沿街叫卖的农民或个体户进入市场，摆摊统一经营。同时，为了吸引运营商进入市场，我们增加了包括存放业务工具、提供照明和泵电源、称重工具、遮阳篷架等服务。在市场上，提供免费存储。经营者出售物品后，可以将他们的业务工具留在市场上，而不用拿回来，方便他们第二天直接进入市场，这样不仅减轻了负担，而且提高了效率。通过一系列类似的便利措施，确实吸引了一些农民和个体经营者进入市场摆摊经营，从而日积月累，逐渐增加了人数、名气和知名度。不久，市场规模基本形成。
运用对策化解矛盾，市场逐渐走上正轨
随着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经营范围和数量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的问题和矛盾也随之出现，主要表现为“脏”、“乱”、“差”以及经营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纠纷。
脏:主要是乱扔果皮、腐烂的水果、蔬菜皮等。当经营者经营和收集摊档后，经常造成路边下水道堵塞；混乱:主要是不分行业乱摆摊，方便摆放，乱挂乱放；差:主要是管理作风差，各种自制和改造的秤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把戏、以次充好、强买强卖等行为时有发生。与此同时，运营商与消费者和当地居民之间也因噪音而产生纠纷。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位于路中间，两边都有摊位，正好和街上的居民没有联系。经营者每天早上4-5点在市场上抢摊(就在市场前，为了吸引经营者先进入市场，没有固定的摊位，他们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来，他们来晚了甚至没有地方，有些经营者在2-3点进入市场抢好摊位。运营过程中的噪音、客户和运营商之间的噪音、路边和下水道的臭味以及蚊子和苍蝇打扰了人们，导致不断的纠纷。此外，由于现场操作人员构成复杂，有失业人员、外地和郊区的农民，甚至一些刑满释放人员寻找自己的出路，因此战斗时有发生。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办公室也很头疼。在市场管理中，我们不仅要丰富和繁荣市场，还要解决好与居民的矛盾。这是一个矛盾。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制约市场的健康发展。为了解决矛盾和问题，市场办做出了很大努力。当时，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包括建立相应的市场管理制度，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做出相应的规定，通过制度和法规限制经营者进入市场的经营行为。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划到城市。根据固定摊点的不同品种设置摊点，由经营者集中管理。
第二，明确标出价格。出售的农副产品必须标明零售价格。
第三，统一称重设备。禁止使用自制和改造的秤(钢秤)，统一使用经物价局批准的秤。以前，个体经营者使用的秤都是自制或改造的秤，容易出现短缺的问题。因此，规定市场上的所有经营者必须使用合格的秤或在市场上统一购买。
第四，在摊位上，严禁乱穿衣服或乱堆放。规定经营者的毛巾和衣物不得随处挂在业务脚手架上，不得乱堆放业务用具。营业结束后，营业用具必须存放或带回，不得留在市场摊位上。
第五，禁止乱扔腐烂的水果和蔬菜。作业结束时，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必须自行带走，并在开门前清理好自营摊位。
第六，在规定的时间统一录取。即每天早上5: 00(夏季为4: 00)，市场管理人员会带领经营者按行业摆摊，不得在规定时间以外进入市场摆摊。
第七，根据不同的行业建立产业群。(例如，蔬菜组、水产品组、家禽组、水果组等。)，市场部不时组织各行业团体开会，学习新的政策、法规和规章，强调管理风格等。
八是倡导文明经商。不得有缺钱、强买强卖、以次充好和销售腐烂变质的商品。如果发现，必须严肃处理。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经营者经劝说或教育无效，并违反三次以上，将被清除出市场。
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我们主要采取了说服、教育、缓刑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肮脏市场现象得到了根本改变，经营者与周边居民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基本解决，市场管理方式和环境卫生也得到明显改善。
随着市场管理的不断规范化，我市场开始参与创优活动，并在市区两级评比中连续获得“文明菜市场”和“环境卫生优菜市场”的称号，受到群众的好评。仅在环境卫生评价方面，几乎每一次检查和评价都得到了第一名，我们的市场在当时的城市中是很有名的。这时，胶州路农产品市场已经步入正轨，最初的经营者都不愿意进来。后来，经营者们争相进入市场摆摊。
运营商和市场共同发展
在市场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许多经营者与市场一起发展。在市场上的众多经营者中，第一个来自农民自己生产和销售，即他们自己种植和生产，其余的销售一空；第二种是基于信息，那里有很多东西，价格便宜或者卖得好，然后去那里在市场上买和卖。当时，这被称为贩卖，一些在较低的郊区，一些从江苏和浙江甚至更远。贩运到这里，进入市场出售；第三类是在上海本地出现的个体经营者(后来被称为有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当时没有执照。为了规范管理，市场给每个进入市场的经营者一个统一的设置许可。除此之外，其中一些是“在山上”。我们称之为“在山上”的人被释放出狱。因此，当时操作人员的构成仍然比较复杂，这使得管理市场和创建文明市场更加困难。
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一个在王兴经营水果生意的个体户。他是一个因打架斗殴被判刑的犯人，所以他对社会有一定的仇恨，而且脾气也很暴躁。他不能听别人的建议。如果他不喜欢，他会发誓，有时甚至打人。他周围的人敢怒不敢言，给市场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不利于文明市场的创建。
为了严肃的市场气氛，我们原本想把它从市场上撤下来。但是，考虑到如果我们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可能会影响他将来的生活，考虑到他虽然脾气不好，但仍然很热心，有时也有正义感，所以我们决定采取治病救人、教育改造的方法。有一次他因病住院。在我发现后，我带了一些市场办公室的人去医院参观。这一举动让他非常感动。一个年轻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一种由衷的感激。在他接受治疗期间，我们还派人帮他照看摊子。这真的是他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件事连同照片一起，当天就上了《新民晚报》，这也在市场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社会总是对刑满释放人员有特殊的尊重或新的看法。从那以后，他的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我们在市场上成立了一个产业集团，为了更好地将他融入市场，我们让他成为水果产业集团的领导者，让他带领水果产业开展文明经营的竞争。他负责调解或协助市场办公室解决水果行业运作中的任何问题或矛盾。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从市场管理的反对者转变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并最终成为市场文明经营者的典范。
另一个是陆，一个从我们农贸市场出来的成功人士。1983年，他开始在我们胶州路农贸市场卖葱和姜。起初，他在一家小洋葱和生姜公司工作，在我们市场办公室的入口处有一个不到一平方米的小板凳。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发展到现在的“上海季红蔬菜配送中心有限公司”，规模很大。当时，主要业务是向五星级酒店和宾馆分发蔬菜。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它进入了各大超市。目前，有100多家超市经销和经营蔬菜，还有几个大型蔬菜种植基地。公司现有员工950多人，在京、津、Xi、昆明等大中城市的10多个地区设有办事处或分支机构。，发展势头良好，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除了在商业上的能力，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同情心和感恩。成功后，他不忘回馈社会，积极参与光荣事业、慈善捐赠等社会公益事业。他用爱心捐赠了100多人，总计100多万元。这些措施包括向静安区一些孤独的老人捐款，与贫困学生结对帮助贫困者，帮助“两个劳动者”重新做人。
此外，康志坚也是胶州路农贸市场的代表人物。致力于助人为乐的上海“和平英雄”康志坚，作为静安区志愿者协会会长，视“助人为乐，救一家，稳一党”为人生的一大价值。几十年来，他用爱心诠释了企业家的责任，使我们区的安置和教学工作始终走在全市的前列。他先是在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从事水产品生意，后来成立了自己的水产品公司。他在这个地区从事帮教工作，从不要求任何报酬。取而代之的是，他解决了自己掏腰包帮助和教导员工的各种困难，并想尽一切办法挤出自己公司的职位来放置特殊物品。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他多次出面帮助政府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和复杂的矛盾，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邓小平同志提倡思想转变，坚持坚定不移的市场经济
经过前期市场建设的艰辛，再到有针对性的监管、整改和规范管理的问题，市场逐步走上了正轨。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管理者和经营者的思想中仍然充满了疑惑和担忧。例如，我们的市场有三个经济组成部分，一个是国有经济，另一个是集体经济，第三个是个体经济。当时，当三个经济体并行形成时，那些自营职业者也很担心。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最终必须支持国有和集体经济，而不是发展个体经济。个体经济就像我国资本主义的尾巴，最终会被根除。但是，这种疑虑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市场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来访使我终生难忘。
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市场之前，管理人员和经营者心中都有不同的想法。就我们经理而言，我们都是在社会主义大计划经济中过来的人。那时我还年轻，但在市场上工作的大多数经理都是老年人，他们的头脑中仍然充满了过去的“左”的思想。你认为这个政府在开放市场方面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吗？老板通过做生意赚钱的行为难道不是我们以前一直在谈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行为吗？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自己认为这种做法在当时似乎不是社会主义。在过去，我们要求切断资本主义的尾巴，但却为他们提供管理和服务，这真令人困惑！有时候，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经常谈论这个话题。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和疑虑。就运营商而言，他们也有顾虑。他们在市场上赚钱，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面对如此多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钱，他们很开心，但也很担心。他们赚了钱，变富了，但是他们害怕党和政府的政策变了，他们都要失去。因此，许多运营商非常担心。
由此可见，农副产品市场，特别是个体经济的发展过程是艰难曲折的，尤其是改变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是不容易的。自1983年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市场以来，大家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对于“子”姓和“她”姓的问题，我们似乎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市场上，经营者和管理者都打了一针强心剂，人们的精神状态变得激动和自信，市场呈现出新的面貌。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后的座谈会上，许多个体户反映了自己的愿望。有人说:“现在我们放心了。邓小平同志的到来是为了支持我们，鼓舞我们。我们不再害怕。过去，我们担心赚钱。当共产党进入公私合营时，我们将失去我们的钱，人们将不幸受到批评。”有人说:“是的，人们通常要求我们赚钱？我们谁也不敢说话，只是说我们不赚钱，不赚钱，还赔钱。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赚了钱。
回忆起邓小平同志视察我们胶州路农贸市场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2月19日上午9点，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来市场视察的前两天，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裴显白、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杨堤等市领导来市场视察，问我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市场总面积、人数、最忙和最忙的时段、人流最多的时段等。我一个接一个地做了报告，当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两天后，1983年2月21日，凌晨5点左右，我像往常一样去市场检查。那时，我发现它和平时有些不同。在每条小巷里，都有两个和保安相似的陌生人。我觉得可能会有重要人物参观市场。在此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例如，当朝鲜劳动党政治局成员来访时，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安全措施。我立即安排人员对市场容量和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和调整。
上午9点05分，我碰巧在胶州路豫园路的水果摊。突然，我看到两辆普通的中型货车开过来。汪道涵、杨堤等城市的领导下了车，然后和邓小平同志一起穿着军装下了车。下车后，邓小平同志首先看了看市场入口处的水果摊，问了随行人员几个问题。陪同人员解释完后，邓小平同志回到上海知青创办的知青合作商店，问:“你是什么样的人？”知青回答说:“我们是知青回乡创办的集体知青合作商店，主要销售肉类产品。”邓小平对知青说:“很好，很好”。之后，邓小平同志去找个体经营者刘红珍，问:“这是鲫鱼吗？一磅多少钱？”回答:“2.8元一公斤。”随行人员介绍完邓小平同志后，邓小平同志问坐在他旁边的个体户陈凌志:“这是什么？”回答:“是明福。”随行人员向邓小平同志说明了明福的来历。最后，同志来到个体户蒋的摊位前，同志指着冬笋问:“一磅多少钱？”回答:“7美分一磅。”回答完后，抬头一看，原来是同志。他鼓起掌来，激动地喊道。“邓伯伯，邓伯伯，你好，你好吗？”邓小平同志回答:“要乖。”。蒋因某种原因被判刑，他也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即同志的开放政策使蒋同志在今天从事个体经营，改善了生活，所以他对同志有特殊的感情，很高兴见到他。
经过邓小平的检查，他在9点15分从胶州路和北京路离开了市场。邓小平同志走后，我很快打电话汇报，区委、区政府了解情况后都很吃惊，因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没有接到通知，邓小平同志在市场视察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没有惊动当地政府。
自从邓小平同志视察市场以来，我们的市场发展得更加蓬勃了。越来越多的人想进入市场经营，直到很难找到一个。街市档位的数目突然由兴建街市初期的40个增至50个，再增至160多个过于挤迫的档位。即使在那个时候，有些人愿意花10000元买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摊位。与此同时，最初简单的蔬菜、家禽等农副产品品种已经发展到270多种，包括蔬菜、家禽、肉类、豆制品、水果和土特产品等。市场供应的目标也从最初的周边居民发展到供应上海企事业单位、酒店和主要星级酒店，营业额也逐年增加，高峰时达到2000多万元。当时，整个上海市场的价格指数统计是以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为基础的。物价局和统计局的人员每天都到市场上收集数据，了解当天的价格情况，从而计算出整个上海的价格行情和趋势。
同时，胶州路的农副产品市场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记者前来采访，了解人民群众对党的农村政策和政府开放农副产品市场的看法(事实上，外国朋友和记者从1980年开始就访问或采访了这个市场，他们的评价都是积极的)。
邓小平同志的到来确实极大地鼓舞了胶州路农贸市场。大家都认为这是党中央对开放公平贸易的肯定，增强了我们做好胶州路农副产品市场的信心。过去所谓的争论和疑虑突然消失了。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的示范和指导，就是要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要符合我们的国情。只要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就可以大胆尝试，放手去做。邓小平同志确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邓小平为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